（同上，第10页）赵汀阳所说的文学性，主要是因为这些概念没有充分理论体系化。

以诚待人，将心比心，就能尽人之性。只有后现代主义对这一传统进行了批判，但是后现代主义对什么是理性、什么是非理性的界定，依然没有离开大传统。

这是实现持续发展的立足点。只有这样，才是仁的完全实现，即人的心灵的全部敞开和一种无我的境界。但是，用智是有目的的。人类中心论是西方现代化的精神支柱。仁知之人所以能够以山水为乐，首先是能爱，即热爱自然界的山水，不爱何以能乐？一个缺乏爱心、情感淡漠的人，是不懂山水之乐的，他的生活也是乏味的。

我们完全有理由说，否定人文价值的作用，正是造成人类生存危机的根本原因之一。朱子、阳明都有普遍的生命关怀。他一再强调，中国哲学中具有永久价值的东西，不是别的，而是提高人的精神境界，找到一个安身立命之地。

关于这一点，冯先生自己说得很清楚。他虽然提出四种境界说，但最高的也是最终的追求，则是天地境界。他说，在解决人与宇宙自然界的关系这一根本问题上，哲学与宗教是相通的，只是宗教是一种信仰，哲学则是一种理论。他一方面说，天地境界中人，也要自觉遵守社会的伦理道德，人性就是人的社会性，人性蕴涵着社会性。

这一关怀越到后来表现得越明显。因此，他主张运用西方近代的逻辑分析方法，对中国原有哲学进行重新解释，使那些似乎含混不清的概念明确起来。

早在20年代，冯先生在他的博士论文（即《人生哲学》）中，就提出精神境界的问题。他引述理学家程颢的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、仁者与物同体以及张载的大其心以体天下之物，以说明人生的最高境界，显然是指宇宙人生的终极。这个安身立命之地是什么？就是他一贯强调的精神境界。境界问题是冯先生从事哲学与哲学史研究的终极性关怀，具有永久性价值。

这一点具有更深层的意义。其一是民族关怀，另一是人生关怀。也就是说，天地境界所要解决的，是人生的终极性问题，因而具有一种宗教精神。这种期望表现了一位哲学家的胸怀。

他所说的人生大问题，就是精神境界的问题。进入 蒙培元 的专栏 进入专题： 冯友兰 。

后来在《新原人》中，又系统地阐述了这个问题。他在晚年曾批评西方一派哲学只注意枝枝节节的问题，而放弃了人生的大问题。

这同他所说的旧邦新命是同样的意思。在晚年的中国哲学史研究中，他又反复强调这个问题。作为当代中国的一位著名哲学家，冯先生最关心的时代课题，就是如何使中国传统哲学走上近代化之路。但另方面又说天地境界之所以为天地境界，就在于它有超伦理、超道德的内容。这种境界也就是一种理想人格，因为它不需要任何外在的力量，完全是个人的事情。所谓人生关怀，就是他所说的安身立命之学。

他所说的接着讲而不是照着讲就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。我们都知道，冯先生的文化观，有一个重要内容，就是把中西文化的区别视为古今之别，就文化类型而言，则是农业文化与工业文化的区别。

他说：我喜欢从民族的观点看问题。这是什么意思呢？我的体会是，天地境界是个人的信念问题，属于个人的精神追求，因此，不能等同于道德境界

又因为中国文化所说的圣人，是人而不是神，圣人与我同类者，人皆可以为尧舜，所以它是人文主义的。人作为主体，可从不同层面去分析。

实现了这种境界，就是实现了主观合目的性与客观法则的统一，确立了人在宇宙自然界的地位，因而有一种宇宙关怀、生命关怀。但也有人认为，中国文化是非理性的、神秘主义的，这也是同西方理性主义相比较而言的。今天我们既要继承五四的批判和启蒙精神，又要超越五四，重新反观传统文化问题，正是出于时代发展的需要，也是出于文化建设的需要。在社会现实层面上，儒家提倡群体精神，在个人权利方面缺乏考量，充其量不过是独善其身。

但能否由此断言，中国文化是非理性主义，或者只是实用理性？这就不是用简单的是或否所能回答了。事实上，历史上的任何一次文化复归，都是如此。

这一看法后来被中国学者所接受，并且产生了广泛影响。它并不是中国的宗教改革。

如果丢弃了内在方面，只限于外在化甚至工具化的方面，那么，更深层的问题就被忽视了，人本身的问题就被忽视了，甚至变成一般的物，同一般的对象没有区别，一句话，人的存在、价值和尊严被遗忘了。这样看来，所谓完整的人、具体的人，其实并不完整，也并不具体。

如果从这个意义上说，中国文化很难说是理性主义的，所以有人把中国文化称之为直觉主义或神秘主义，充其量只能同西方的柏格森、怀特海等人比较。文中提出原型与变型、理性与非理性、内在与外在、消解与重建等问题并进行了多层分析。它毕竟肯定了人的内在潜力、内在资源，重视人的情感需要、意志自由以及自我超越的目的追求，从而显示了人的内在价值和人生意义。* 原载《孔子研究》1997年第1期，第4?15页。

就前者而言，缺点是明显的。中国有正德、利用、厚生之学与崇德广业之学，比起极高明而道中庸来，似乎更有广阔的胸怀，但是无论哪一种，都要赋予时代内容，进行现代诠释。

但情感是理性的，还是非理性的？这就不是西方式的感性与理性的二分法所能解释了。大自然既然创造了人，是否就意味着只能发展智性而不能发展德性，或者说现在已进入智性时代而德性时代已经过去？这似乎是一个难以回答的问题，但是作为历史主体的人，必须作出回答。

德性与智性并不是非此即彼而不能协调发展。这正是中国文化的特点。